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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实,实现义务教育的正常化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、办法,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难。首先是学校硬件资源的均衡,第二步就是均衡教师的资源。通过教师流动制度,促进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,这也是日本、韩国的经验,我国沈阳等城市也有成功的实践。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,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,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;而这些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,而且是政府和权势阶层享受“优质教育”的“近水楼台”。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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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经济观察报:靠特殊政策形成的的名校,是不受人尊重的。政府行为本身一定要公正。   杨东平: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在北京最难实现,可能是最后实现的,就是因为北京的上层建筑特别庞大,特权特别严重,这种利益格局的改变也最难。许多权势部门通过与学校“共建”的方式维系这一特权,严重侵犯了教育的平等价值,很多人对此至今熟视无睹。如果要改的话,必须痛下决心,伤筋动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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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   经济观察报:我们认为,这一轮教育改革,首先改变教育部办学的思路,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。现在是把学校作为政府的行政下属,所以形成的格局是“教育部办大学,教育局办中小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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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杨东平:这是典型的教育行政化现象。教育部必须转变职能,最核心就是下放教育权力,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能够直接办七十几所大学!要教育家办学,而不是教育部办学。我们已经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,实行的却是前现代化的管理体制,可以说是南辕北辙。   经济观察报:怎么构建现代化的管理体系?怎么进行制度变革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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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杨东平:这种变革说起来也不复杂,各国有很多先例,大学和政府之间构建法律框架下的委托管理关系,教育部通过制订标准、政策、拨款实现对大学的管理。改变政府直接办学有两个核心环节:第一,建立新型的大学拨款机制,通过“大学拨款委员会”之类的中介组织对大学进行绩效评价、审核预算,通过下一个年度的拨款,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方式,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给你拨付。第二是大学校长遴选机制,大学校长不应该按党政干部管理模式由上级部门考察任命,应该由一个独立的遴选委员会面向社会进行遴选,报教育部批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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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80年代以来,世界范围内高校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放权、大学自治,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,所谓的“高等教育市场化”。在国外“市场化”的概念仅对于高等教育而言,基础教育的改革是提“民主化”或者“自由化”,核心内容也是更大程度地扩大学校的自主权,鼓励教育家办学,提高学校的活力、质量、丰富性,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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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经济观察报:其实世界上有现成的制度和经验可循,应该“取法乎上”。   杨东平:许多理念和制度都是现成的,要解决的是是否符合“中国国情”的问题。“现代企业制度”以前也被认为洪水猛兽,现在已经成为基本常识。但“现代大学制度”还没有被完全接受和认可,很多人不知所云。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,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,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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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经济观察报:关键是解放思想,打破传统的思想禁锢。   杨东平:教育的“软件”需要更新,升级换代。目前的教育方针、培养目标的表达,都是在50年代计划体制、阶级斗争环境下形成的,已经不适合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。如“培养劳动者和建设者”的说法,把教育视为单纯的人力资源的开发,忽视了人格养成和人的发展。“接班人”的概念是毛泽东1964年在“防修反修”中提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实行的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,不分阶级、种族、信仰、社会地位等等,一视同仁,必须使用更加现代的概念。基础教育的目标,就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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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经济观察报:教育改革是非常繁重的系统改革,这次教育改革依然是任重道远。   杨东平:作为一个学者,我希望让问题浮出水面,成为公众议题,一个一个去推动实现。教育改革确实是很难的,没有什么一抓就灵的妙方,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首先是需要解放思想,树立新的教育哲学、教育理想,树立新的目标;然后渐近地和建设性地去做,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各种具体问题。例如,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新路,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,必须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,可考虑将一部分公办高校转制,转为股份制或其他形式。如果允许每个省拿一所高校进行试点,全国就有30个试点,就很可观了,待摸索出有效的经验后再进行总结、推广。总之要破解,要迈出这一步,要允许改革、允许试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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